最近半年以来,商周青铜器备受关注。继上海博物馆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让国博所藏大盂鼎与上博所藏大克鼎联袂亮相,引发广泛关注后,眼下,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这几个大展不约而同聚焦商周时期最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风貌。

商周青铜器素有“国之重器”之称。它们中的不少的确有着惊人的体量,例如子龙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和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重201.5公斤)三鼎,但这毕竟浮于表面。商周青铜器之“重”,更在于极为丰富而厚重的历史积淀,有着从本质上体现其作为国之瑰宝的重要特征。

其实,单凭一尊毛公鼎就足以破除有关重器之“重”的迷思。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它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为“海内三宝”,但与盂、克二鼎相比,毛公鼎“仅”重34.7公斤,高53.8厘米,口径47厘米,在重量方面就比前两者足足少了一位数字。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毛公鼎却占有一项三鼎之最,那就是字数。据统计,三鼎内壁所刻铭文分别是497(毛公鼎)、291(大盂鼎)和290(大克鼎)字(引自杜迺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毛公鼎铭文字数不但冠绝所有商周青铜鼎,而且也是中国所有已知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按照杜迺松的说法,毛公鼎铭文数量“实可相当《尚书》一篇”。而盂、克二鼎虽不能在青铜器中占据次席(现存字数第二多的,是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散氏盘),但在现存铜鼎中却能紧随毛公鼎之后,分列二三(因为铭刻四百余字的周康王时器小盂鼎,四百十字的周共王时器曶鼎,都已于清末亡佚,仅铭文拓片存世)。

除了铭文字数之外,这些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同样体现了它们不凡的分量。按照原器所铸时间来看,大盂鼎最早,为周康王时器。记载了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康王先是赞美文、武先王,然后总结了商代覆亡的经验教训,告诫盂要引以为鉴,不能沉湎于饮酒取乐。这部分铭文内容恰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吻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次,又授予盂掌管兵戎、民事的权力,辅佐周王管理天下。最后还赐予了他代表权威的鬯酒、命服、车马等等,以及各类奴隶1726人,其中既有夷人的头领十三,也有夷众上千。

而大克鼎年代次之,为周孝王时器。讲述了贵族克继承先祖师华夫的官职,并被周王授予“膳夫”之职,获得诸多田地人口的事情。孝王首先赞扬克的祖先侍奉恭王,因而提拔克为王臣,负责传达王命的要职。接着重申了对膳夫克的任命,详细记录了对他的赏赐,包括礼服、土地和奴隶等等。最后是克叩跪感谢,铸鼎以纪念其先祖师华夫。

三鼎中的毛公鼎相对最晚,为周宣王时器。它记录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改变西周后期的种种弊政和不利局面,策命重臣毛公,监督各种政令的发布和实施。希望在毛公的忠心辅佐下,使国家免于衰颓的境地。最后为了体现对毛公的尊重,宣王还赐给他极为丰厚的赏赐,包括各种宝物和贵重的车马器。而毛公为了回谢周王,特意铸鼎记录此事。

三鼎铭文的时间跨度恰好分属西周的早、中、晚三个阶段,从中我们甚至可以对西周的历史进程形成一些粗浅的认识。上古商周时代留下的文献非常有限,除了《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屈指可数的传世(或早期出土)文献外,就只有同样数量有限,且散落于诸子百家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了。那么,铭刻在商周青铜器上金文文献,就自然要担负起全面勾勒商周社会原貌的重任。而这才是商周青铜器之为国之重器的根本原因。

青铜器上的铭文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有限的传世先秦文献之外,复原西周史事,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正如李学勤在《青铜器与古代史》中所言,“武王时利簋铭文记牧野之战……何尊述兴建成周……厉王时多友鼎记对猃狁战争;……此外,如卫盉、卫鼎、散氏盘等记土地转让,鲁方彝、兮甲盘等记商贾贸易,曶鼎、训匜等记法律诉讼,这些不过是西周重要青铜器中的几个例子,其对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见一斑。”

那么,显而易见,最能体现这些中国商周青铜器所蕴含内在价值的,当属其中丰富铭文所包含的文献信息,以及由其独一无二体量、形制所体现的历史见证感。

谈到商周青铜器的艺术审美,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孔子。他在《论语·八佾》中就表达了对周人文化的赞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所说的“文”,一部分说的是礼仪制度,另一部分则是由这些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正是这些“文化遗迹”不但为我们拼贴上古剪影提供了可能,也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孔子所推崇的周代“文、物”其实也是从之前的“二代”逐步发展而来的。青铜文明在西周所走向的巅峰,离不开前人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积淀。那么要梳理其中的传承关系,我们大体可以从青铜铭文、器形和纹饰这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铭文出现了小盂鼎(周穆王时器,400余字)、曶鼎(周共王时器,434字)、毛公鼎(周宣王时器,497字)这样超过四百字的案例,但这并非一日而成。如孔子所言,西周青铜器铭文字数增长的趋势也可追溯到商代。商代固有甲骨卜祝习俗,但从商末遗存的铜器来看,既有如国博所展出“子龙鼎”一样铭刻族徽的范例,也不乏铭刻数十字“长篇”的范本。

比如,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小臣余犀尊,铭有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卣,盖、器铭共计47字。另有故宫博物院所藏二祀邲其卣铭39字,四祀邲其卣铭42字,六祀邲其卣铭27字。虽然商末铜器铭文通常都只围绕祭祀事件本身,并不作进一步展开,但都可以算作西周长铭文青铜器的先声。而周人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器内铭文华丽、繁富的风格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其次,器形上讲,周代青铜器继承商代,但其中出现的新的组合变化,则反映了商周人群在观念上的差异。商代青铜器按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三个时期,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殷墟所见铜器,在二里岗时期基本都已现身,其中既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烹煮器鼎、鬲、甗和食器簋、豆,也有觚、爵、尊、卣等酒器、盛水器,以及兵器、工具等等。到了殷墟时期,除了出现了方彝等新型酒器,在其他器物中,圆鼎、方鼎都出现了胎壁变厚的情况,国博所藏子龙鼎、后母戊鼎是其中的代表。

西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器物类型,数量增长的同时,种类有所变化。具体来说,从周初开始烹煮器和食器主要是鼎、簋、鬲、甗,尤其是鼎和簋作为固定礼器组合出现的频率有所提高。这也是这两类器型通常作为铭文载体而为我们所常见的原因。商代流行的豆渐少,但出现了新型的簠,乐器则出现了钟。另外酒器方面,觚、爵、尊、卣等器物类型在周代基本保持不变,但数量已经较商代大幅减少了。其原因大概如《尚书·酒诰》所言,“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周王为了避免重蹈商末贵族酗酒荒政的覆辙,不但发调禁酒,还在大盂鼎等器的铭文中屡屡提及,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而且,随着西周中期向后期的发展,当年一度流行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酒器竟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型酒器方面只有壶保留了下来,使后人对商末景象不禁产生无限的怀想。

第三,从纹饰上看,商周之间同样存在继承关系。商代广为流行的饕餮纹、夔纹和鸟纹等主要纹饰基本都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只是细节上而言,鼎、卣等器物上的扉棱较先前更高、也更显著),这造成了两者之间较难区分的情况。幸运的是,大多数时候,周代青铜器内的铭文通常起到了断代的作用。

不过,两者之间同中有异,变化也在悄然间发生。西周青铜器足逐渐改变了商代粗壮的柱足、扁足样式,朝着模仿动物足部的蹄足方向发展。而鼎、鬲、甗等容器的腹部深度和前代相比也变得较浅,器壁也变得愈薄,不如之前厚重。

到西周中期开始,纹饰方面的变化则变得更为显著。首先,纹饰由繁复变得简约,饕餮纹等特征鲜明的动物形象淡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周代制作者对前代生动而具象的鸟、兽动物开始变得陌生,在追求仪式化的过程中,变得神似而非形似。其次,基于同样的道理,用于装饰的细密雷纹等地纹也被省略,到更晚的时代基本不用。此处的变化则与大量铭文的出现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复杂的地纹可能会对铭刻文字造成影响。其三,则是西周窃曲纹、重环纹等简单而重复的纹饰,在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中大量出现。它们或简化自夔龙纹,或取自龟壳鳞甲,用于器物表面装饰填充。按照李学勤的说法,这种变化“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从总体上讲,也基本符合装饰纹样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

商周时代留下如此众多的青铜重器,既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了解,也让后人有机会一睹蕴含于器物之中的上古风韵。从这些古物中,我们得以理解“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得以体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但窥见了商代文明的厚重、象形,也读出了周代文化的文质彬彬。

从商人酒宴上“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的琳琅满目,到周人对“殷鉴”的屡屡反思,从青铜纹饰豪华到质朴的变迁,我们得以绘制出一幅商周交替的动态景象。从周初克商,到中期为南(铜)北(马)交征,再到西周末期的铜料不贡、重器难觅,我们从青铜铭文中勾勒出一段传世典籍之外的商周信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前辈学者对那些国之重器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而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一代的文物研究者通过打破地域、时间和收藏序列的最新的文物研究和展出,也将从更多维度呈现商周青铜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比如,上海博物馆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正推出名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的全新展览。在该展览中,禹鼎和噩侯驭方鼎一同现身,讲述了这个西周古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千古恩怨,也见证了西周王朝从鼎盛走向风雨飘摇的唏嘘之路。

《汉书·郊祀志》提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青铜器作为无可替代的古代遗存,既是上古中国的真实见证,也为我们穿越三千年的历史探索旅程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坐标和导航。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赋予了我们“郁郁乎文哉”的古典气质,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想象之中,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

被誉为“国之重器”商周青铜器凭借的不仅仅是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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