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属于古人头上所用服饰之一,因此又被称为“首服”,一般可分为“弁、冕、冠”等多种类型,泛指一切裹首之物。

首服诞生之初是为了保暖和装饰,据《尚书大传·略说》记载“黄帝始制冠冕”,仰韶文化研究也佐证了“人文始祖”黄帝“在炎帝发明农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农业。

‘艺五种’……同时建屋宇造宫室,制衣服冠冕,制形彩陶,采铜铸器,作舟车,筑城自卫,建立有熊国,在中原建设农业文明国家”,可见冠冕的出现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联系,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才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其演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商周时期,首服制初具雏形,商古报告中提及“发型和冠饰,是商朝的服饰礼仪的重要方面。当时的平民发型与头饰,格调寻常。

而贵族阶层则好戴冠饰,冠式群出,推陈翻新,并内抑于礼,成为后世等级制服中枢的冠冕制的源头”,此时的冠冕已经超出了起源之时的生活实用性质和装饰意图,而被寄予了封建社会“昭明分,辨等威”的等级观念。

首服制度系统成型是在汉代,“冠者礼之始, 嘉事之重也”,作为标志尊卑贵贱的礼制工具,冠冕制度日益严格,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甚至引申到“冠冕之事,君子重之”。

“汉承秦制”、“宋承唐制”,不仅是指军事和政治制度的传承,同时也涵盖了礼制的承袭。宋初,冠服基本延续了晚唐五代的制度,宋太祖建隆二年重新制定冠服制,随后一直沿用了七十年左右,到宋仁宗景祐年间又作了一次修改,对冕冠的尺寸、质料、颜色及衮服的纹章有了新的规定,此外,对官员的朝服也进行了新的调整。

宋代是当时最发达的海洋国家,宋代繁荣兴旺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促进了世界贸易,而商业的繁荣又反哺了文化艺术,推动宋代攀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高峰。

无论是造型简洁、釉色莹润的瓷器,工艺考究的漆器,抑或是光彩绚丽的染织刺绣,无不体现着一种淡雅、清白的文人之风,走向了质朴、洁净和自然,这种意趣也反映在式样轻便、纹样秀丽的冠服艺术上。

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代冠冕彻底远离了不切实际的华丽与阔气和“鱼贯而入”,形制简便、讲究适体,又蕴含着不懈的尚美追求和一定的科学元素,集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于一体,它们承载的就是历史,是“无声的语言”。

从高贵的通天冠到清雅的东坡巾,或凝重,或轻盈的艺术格调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物质背景,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尚,倾注着宋代社会文化观念的积淀,蕴含丰富。

作为衣冠古国,服饰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标志着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整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冠冕隶属于表现文明特征的“衣冠文物”这个复杂的体系。

首先,在封建等级社会,冠服是宣扬礼法道德的重要道具,圣人以衣裳之上下等级的意向区分反映出衣冠服饰政治化的思维方式;《舆服志》所记载的史料中,历代统治者都以尊卑、等级和贵贱观念为原则,建立了一系列服饰制度,冠服文化就是礼法的体现,通过冠冕可以观察宋代的礼法纲常。

其次,冠冕兼仪礼、装饰双重属性为一体,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宋代冠冕的造型、质料、饰物、纹样、色彩等元素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宋人发现美、创造美、展示美的智慧和审美个性。再次,宋代冠冕间接呈现出宋代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状况和工艺技术。

宋代首服是一顶“精神的冠冕”,它本身是一个意义结构。首先,宋俊华曾在他的《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中提及,在考古原始原始人员中发现岩石上出现了一些模拟动物和神怪的服装装饰,而巫师在驱魔的过程中也会头戴象征性动物羽毛的头冠。

这些都是象征意义的存在,由此可说明在那时头冠服饰的出现是具有符号的象征意义的。中国历代帝王也曾将翎子作为一种象征意义的勋章颁发给他的武士们。

孔子说过,君子“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可见讲究冠服是自尊自爱的表现,冠服像一面镜子,通过物化的文明标示出个人、族群的历史、文化、经济、宗教、审美、工艺、习俗等,是民族个性和自我个性的直观化体现。

近年来,我国的服饰设计呈现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不止是古装复原,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服饰里融入了传统元素——式样、图案、技艺等,又有新的创意,这一点是需要鼓励的。

文化上登峰造极的宋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它所呈现给后世的这场文化盛宴体现在方方面面。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之下的宋代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以其简朴务实、灵动飘逸的整体风尚,克制内敛、宁静自适的精神特质开辟了新的美学境界。

“首服”、“主服(遮覆躯干)”、“足服”共同构成了整套服饰制度,是人和物之间质朴品质融合之后的表现,也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审美“世俗化”倾向,宋代服饰风尚的演变是当时特定经济文化的外化。

然而,某一时期的文化、审美倾向却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有其渊源和背景,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宋代的“首服”(或称“元服”、“冠冕”)也是如此。

宋代经济繁荣,物质非常富裕,且“崇文抑武”,提倡以文治天下,又因当时程朱理学的陶染下,“舆服制”成为了彰显皇权、划分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

根据宋史记载,宋代的“冕服”制度做过数次变动,宋初随五代之制,宋太祖颁布服饰制度之后,历经七十余年,至宋仁宗景祐二年,朝丞上奏修改,宋神宗元丰六年,宋徽宗大观四年又分别进行了复议修改,最终形成了恢复古制,最繁重的“舆服制度”。

除对冕冠的尺寸、质料、颜色及衮服的纹章等作了新的规定之外,还对百官的朝服制度作了调整,不仅上自皇帝、太子、诸王及各级品官,就连下及吏庶的各类服装都有规定。

帝、后“冠”冕冠”(平天冠):宋代皇帝在祭祀、册封、婚礼、朝贺等重大场合穿着“冕服”时所戴,为最高礼节、最尊贵的“冠冕”。“通天冠”又称卷云冠:唐以后他属于最高级位的“冠”。

据宋《五礼新仪》所记,通天冠是皇帝进行朝会、亲耕藉田时的“则服”,通天冠冠身饰有二十四个距离相等的直线纹,这二十四条纹就是通天冠的梁数,称之为二十四梁。

加金博山,附禅十二,各广各一尺度,巍峨突出。另外,皇太子在参加朝服、拜宗庙册封仪式时会用到远游冠,其有 18 梁,其余式样和通天冠相似。

“凤冠”:宋代皇后在受册、助祭、参加朝会时所戴。宋代“凤冠”的式样与唐五代女子流行戴花冠、高冠、并在高髻上点缀插梳有着莫大的渊源,其冠上有金物所饰,镂刻上了精美花纹,并镶嵌上了宝石珠玉,美不胜收。

唐代插梳篦在北宋宫中继续流行,宫妃们多在饰冠上安插白角长梳,所用的长梳数量四六不一,左右对称。由于长冠梳的博鬓向下垂向肩际,因此,又称之为“垂肩冠”或者“等肩冠”。

仁宗皇后头上所戴的“凤冠”就是“九龙四凤花钗等肩冠”。这种只有皇后才有资格戴用的“龙凤冠”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的、数量众多的真珠,与翠龙金凤相辉映,更显得威严华贵。

宫中妃嫔多模仿“凤冠”长梳的造型戴“白角冠”。此外,宋代皇帝着朝服、常服,所用冠帽相同,着“皂纱折上巾”;大宴进着衣冠帽同常服,“便坐视事时”身穿窄袍,戴“皂纱折上巾”或“乌纱帽”另,帝王类冠还图《历代帝王像》中戴通天冠的宋宣宗有远游冠等。品官“冠”依冠制,我们一般可从宋代冠的字数区分其品位高低。官员们着朝服时所戴的冠在此大致分为以下三种:“进贤冠”(同“獬豸冠”):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迄宋,朝堂之上它属于文官之冠,文官们的品级高低均由其冠的梁数区分。

毋庸置疑,进贤冠的地位是不可小觑的,其在汉代就已经盛行,无论是小吏还是公候无一例外都会使用。再者,它在唐、宋的地位亦是如此,无论是通天冠亦或是远游冠都是由它变更而来。

平民的冠帽与帝王、官员的冠式相比,部分平民冠帽在式样上仍有少许等级体现,但平民冠的帽式、帽质更多的体现了平民生活的风俗及其生活近况。

以下将列举部分作为平民冠帽式样进行分类浅析,以展示宋平民冠的独特和宋的开明政治。“幞头”:即便“幞头”的来源是民间的裹头巾,从唐代开始就流行了,上至皇帝下至平民。

但帝王、贵族与平民幞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形制上的区分要求的。由此再次体现了“礼制”与等级制的威严。从头巾发展而来的幞头,在宋代也是十分流行的,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都戴幞头,只是规定百姓所戴幞头高度不得超过二寸五分。

它与唐代的那种软脚幞头相比更加方便适用,由于木制内骨以便于使用者可以随时穿戴、脱放。

宋代幞头多为硬翅,两角多为直角,且左右平展很长,与戏剧中的乌纱帽相类似。“巾帽”:巾在古代则为“贱者不冠之服”,但到了宋时,贵贱皆用巾。

“宋代的帽子,主要是黑色的纱帽。那时外形方正并且高耸的巾帽更深受文人士大夫的追捧,较著名的有以苏轼命名的‘东坡巾’、以程颐命名的‘程子巾’和以黄庭坚命名的‘山谷巾’等。当时民间还流行一种叫“席帽”的帽子,是在帽子的四周垂下丝网,把脸盖住。”

宋代名士所戴的巾式种类甚多,常见的还有仙桃巾、幅巾、团巾、披巾、道巾、唐巾等。普通百姓所服的巾,则有介词、浑裹、巾带、短统塌顶巾等。

古代人头上戴的冠还分级别应该如何区分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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